一代艳女终身未婚，孤独离世：她有多荣耀，就有多凄凉

联邦铸币局宣布即将推出一套纪念币，以不同领域的已故杰出女性为图案，纪念她们的成就。

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好莱坞第一个华裔电影明星。

60年前的黄柳霜不曾想过，有一天，世界会以这样隆重的姿态缅怀她。

直至她死前，生活不过是一滩乏味可陈、晦暗尖酸。

痛病缠身多年，渐渐嗅到了死亡的气味，她思考着该如何装饰自己的墓志铭——

她是谁？

该如何定义她的归属？

哪里才是她的家？

遗憾的是，终其一生，她也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中国，她被世人唾弃。在国外，她受尽歧视。

一生漂泊，形如浮萍。

她曾希望，有人能帮她在墓碑上这样介绍：“她死过一千次。”

可是并没有。

1961年的洛杉矶，不过是多了一块平平无奇的无字墓碑。没有声响，无人纪念。

没有答案，就是黄柳霜一生的答案。

20世纪初，唐人街。

在黄柳霜的印象中，唐人街是似远又近、似连贯又分裂的记忆。

他们居住的是个以墨西哥和东欧人为主的社区，要穿过好几条街才到达真正的唐人街。

不过家里倒是满满一屋的中国元素。

父亲用带竹子图案的碗、印着“四季”字样的瓷盘、传统的唐装告诉黄柳霜，他们的家在大洋彼岸。

在家里，他们一切保持着中式文化习俗。

出了门，他们的言行举止就是完完全全的西方化了。

因而黄柳霜对自我的认知，常常伴随着矛盾和分裂。

当时她并不明白，自己处境尴尬，生活极为不易，父亲要她和他人打成一片，也是为了生存。

她没能做到。

她早早地意识到，自己是学校里与众不同的存在。

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天然意味着不同。

作为学校里唯一的东方面孔，她每天受尽欺负。

同学用针扎她，理由是想知道她有没有痛觉。

她不敢吭声，第二天穿了六件衣服，把自己包成粽子，希望不被扎得太痛。结果同学就换了更长的针继续扎她。

她渐渐的不喜欢去学校了，更喜欢埋在房间里，跟她的娃娃对戏。

9岁那年，她第一次看到有人捧着某种机器，在她家附近取景。从此，她的认知中多了个词——电影。

她迷上了电影，省吃俭用挤出看电影的钱，看完后还回家对着镜子和娃娃演一遍。

为了拍电影，她还频频翘课逃学，去片场毛遂自荐。

5年后，机会终于来了。

电影《红灯笼》开拍，需要300个女孩做群演，她成功被选上了。

她骄傲地说，这一点也不意外，因为这是她在无数个日夜里，把自己关在房间，一遍遍排练的成果。

随后又演了好几个配角，到3年后，她迎来了人生第一部主演的电影《海逝》。

这是一个东方爱情悲剧，黄柳霜饰演一个被丈夫抛弃自尽的乡村少女。

她在屏幕里的每一帧，都那样柔弱、温顺、令人心疼。

她一切的表演细节都浓缩着悲剧。

媒体们夸她是真人版“东方娃娃”，时尚圈更把她的造型妆容奉为潮流新风向。

一下子，她好像拥有了全世界。

可她又问自己，真的拥有了吗？

黄柳霜是幸运的。

她赶上了默片时代向彩色电影过渡的黄金时期。

但她也是不幸的。

有时候她不清楚，这个世界是喜欢她多一点，还是讨厌她多一点？

如果喜欢她，为什么她永远只能演情妇、丫鬟？为什么她总是衣着暴露？为什么她不可以和白人演员接吻？为什么她除了自缢，没有更好的结局？

如果讨厌她，为什么又吹捧她是娇艳的“东方娃娃”？为什么总是拿她作为宣传噱头？

不知不觉的，她成为了好莱坞一个尴尬的存在。

活动影像博物馆馆长戴维曾说：“黄柳霜刷新了好莱坞启用演员的标准，可好莱坞还不知该如何应对。”

她很想要证明，女性形象可以更多元，更立体。

她被同行孤立。

此时的黄柳霜孤苦伶仃。

为了拍戏，她放弃了学业，又与父亲闹翻。

她没有后盾，只能像小时候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小房间，杜绝与外界的联系。

成名后有了点积蓄，她特地重新装潢了她的小房子，全是中国风的设计。

只要不外出，她总是穿着各种旗袍，以茶会友。

但依旧不被善待。

她问新欢马歇尔·尼兰，为什么会这样？

马歇尔是电影制片人，是情场老手，可是此时热恋期已过，他甚至懒得敷衍黄柳霜。

他打发掉了她。

而后，黄柳霜又与英国BBC公司的白人记者相恋，最后也无疾而终。

事业也好，爱情也好，她都拼命地想要打破规则，可总是徒劳而返。

她初生牛犊，勃勃生机。

却也势单力薄，不得要领。

1929年，年仅24岁，正是女演员的黄金年龄，黄柳霜却选择了远离好莱坞。

她对这个地方失望透顶了。

临行前，她说：“我之所以离开美国，是因为我死了太多次。”

作为悲情丑恶的配角，她在戏中死了无数次。

作为不被认同的异类，她在心底也死了无数次。

欧洲是一次新生。

此时，欧洲各地之间文化交流活跃。

人们不在乎黄柳霜是哪国人，有着怎样的过去，反而被她的异域风情牢牢吸引。

她拍《爱比刀更利》，不再是为他人作配的丑角。她无比激动地感慨，这是一个完美的角色，是一个真真正正属于她的角色。

还有《唐人街繁华梦》，她在里面表现出的超脱的美感，被无数欧洲少女追捧效仿。

她身上的气质正在悄无声息地蜕变。

从好莱坞的边缘者，蜕变成欧洲文化中心的贵客。

那两年几乎是她人生中最顺遂的时光。

她在柏林的文化圈很受优待，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座上宾。

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还专门写了文章，说她是茶中的花蕾，了无俗香。

英国的乔治王子也派人来传话，想与她相见。

在广交好友的同时，黄柳霜也在努力学习外语。每天都抽出八个小时学习德语和法语，还请来剑桥大学的老师帮她调整英式英语发音。

这一切只是因为在《灰澜记》上映时，有人嘲讽她的口音。

她很要强，又有毅力，几乎几个月就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接受采访时，她对记者说：

“观众是最无情的裁判。即便是最耀眼的明星，随时都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而摔得粉身碎骨。”

她还去尝试舞台剧。每次登台前，都会向观众强调这么一句话：

“无论我待会扮演的角色怎样坏，都不能代表全部，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然后观众集体起立为她鼓掌。

她从这掌声中感受到了大家对她的同情，也就越发感到了孤独。

回乡的种子是在这时候埋下的。

直到1936年，她听说《大地》正在筹备改编成美国电影。

这是一个抛开脸谱化形象，真正反映中国人的故事。她很动心，想要争取女一号。

在当时，无论是资历还是演技，她都是最佳人选。

为了角色，她也做了很多功课，极力向导演争取机会。

可最后，制片方还是宁可选一个白人女演员去饰演中国人。

这一次，她彻底寒了心。

她质问记者：“要是我的灵魂和你们的不一样，那是我的错吗？”

她愤怒地留下那句“我的灵魂的两部分，如猫狗般在争斗着”。

然后转身回国。

回来后，黄柳霜曾接受《良友》画报的采访，言语中无一不透露出向往。

她受到了胡蝶、梅兰芳等演艺界名流的热烈欢迎，打算学习国语，游历名胜古迹，领略各地民俗风情。

可大家似乎不接受她。

《中国鹦鹉》上映时，某杂志发表了一张她裸露背部的照片，说她丢人。

《上海快车》开拍时，《北洋画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文，也如此说。

上海电声杂志点评：她是西方人的傀儡。

黄柳霜不得不一遍遍解释，她在好莱坞的处境；一遍遍强调，她的热爱。

她低声哀求：“这些低贱的角色就算我不演，也会有其他人来演……”

可是无济于事。

人们并不关心，她在异乡怎么样。

她回老家台山，想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

可老家的人警告她的父亲，如果黄柳霜踏进村子一步，他们全家都要被驱赶出去。

果不其然，她刚走到村口，就被村民们狂扔石头。

一遍遍撞击在她的心上。

她当场失声痛哭。

1942年，她拍了《轰炸缅甸》《重庆来的夫人》两部片子，饰演的都是正面人物。

饶是这样，她依然是个被嫌弃的小丑。

某名人访美，好莱坞为了表示欢迎，举办了一场大型派对，邀请了所有当红明星和社会名流，唯独没有黄柳霜。

这是名人的意思，她认为黄柳霜代表的是苦力、下贱的形象，不愿与她有任何瓜葛。

不只是外人，在家里她也同样受排挤。

明明是她靠片酬养活了全家，家人们却都以她为耻。

她的妹妹公开发表言论：“我没有这种姐姐！”

从家里到外界，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将她推远。

天地之大，却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她开始酗酒，麻痹自己。渐渐患上了肝病。

1961年，突然传出了她的死讯。

这个曾惊艳世界的东方美人，静静地躺在公寓的沙发上长眠了。

她的一生，都在夹缝中艰难立足，寻求认同。

辛勤数十年，收获寥寥。

翻看她的自述和采访，她永远表现出对广阔世界的美好期盼，对不公现象的坚强反抗。

她总是尽量保持一种优美的、上升的姿态，几乎从不透露自己内心的挣扎和煎熬。

只有一次，当她哼起朋友为她写的情歌，当她唱到：

“我要这疯狂的世界自己作出抉择，我永远都不会叫喊‘怎么回事’？”

“我以海滨为床，棕榈叶在头顶摇晃，还有海浪拍打出滨海之歌。”

“让我留在那里，让我留在那里……”

这一次，她哭喊出了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