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电引发的“离谱”猜想：挖矿与“婴儿潮”

（原标题：限电引发的“离谱”猜想：挖矿与“婴儿潮”）

近日来，煤价高位运行、电煤紧缺，不少地区出现用电供需紧张的情况。

多地“拉闸限电”，不仅引发了大家的讨论，也有不少离谱的猜想甚嚣尘上。

众说纷纭：

挖矿、奥特曼、婴儿潮

究竟为什么会限电？坊间出现了不同猜测。

币圈人士猜测，是虚拟货币“挖矿”耗去了太多电力。

二次元爱好者猜测，是为了“集中电力产生光源照射迪迦奥特曼”。

当然，关于“奥特曼”的猜测明显纯属玩笑。

但是对于限电的原因，还有人联想到1977年纽约大停电与婴儿潮。一张有关于“1977年纽约大停电，9个月后出现婴儿潮”的文章截图也在中文社交网络上再度流传开。

纽约当年的大停电事件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曾有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过停电9个月之后出现所谓婴儿潮一事。但人口统计数据似乎并不支持这样的论断。

据资料记载，1977年7月13日，纽约发生大规模停电，持续了25个小时，几乎波及全市。停电期间，出现了暴力和抢劫商铺事件，造成大约3000万美元损失。

但在使用“纽约停电”和“婴儿潮”两个关键词搜索英文媒体时发现，让两者之间出现直接关系的，是1965年11月9日的纽约停电和9个月后出现的所谓“婴儿潮事件”。

《纽约时报》于1966年8月10日刊发的报纸头版有这样一则新闻：《停电9个月后出现婴儿潮》，文章称，1965年纽约大停电发生的9个月之后，这里的几家大医院报告了急剧上升的新生儿数量。

其中，西奈山医院原本每天有11名新生儿出生，当时出现了一天28名婴儿出生的情况，创下该院纪录。

然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打脸”了这一报道，通过数据总结，研究认为停电对城市的出生率没有任何影响。

研究人员把1965年11月10日作为“受孕日期”，并假设平均妊娠时间为280天，那么据估计，当女性在1965年11月10日受孕后，90%左右的婴儿会在1966年6月27日至8月14日期间出生。

如果当年停电导致婴儿潮的结论属实，那么按照推测，1966年6月27日至8月14日期间出生的婴儿比例将比其他年份更高。

但据研究人员从纽约卫生局处得到的数据显示，其结果并不能证实这一猜测，在所研究的时间范围内，1966年的数字与1961年至1965年的相差无几，甚至还稍稍偏低一些。

实线为1966年数据，虚线为1961年到1965年的平均数据。

澎湃明查进一步查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属的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CHS）文件发现，公开发表的人口统计数据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纽约在1966年的出生率数据相比其他相近年份并无异常。

同样的，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披露的数据，在1977年纽约大停电之后9个月的1978年，纽约的出生率与此前数年也基本持平。

美国马里兰州主流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在2003年的报道中回顾了1965年和1977年的两次纽约停电事件时，分别将两次事件发生的背景形容为美国“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文章称，1965年停电后，人们只是有了一次共同的经历，没有人死亡，与1977年的停电事件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而这，或许也是为何众多网络流传的自媒体文章，将1977年大停电与所谓的婴儿潮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透过现象看本质：

各地限电原因并不相同

2、煤价上涨，火电发电成本上升，企业发电积极性不高。

我国火电发电量占比超过70%，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煤炭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这直接导致火力发电厂的发电成本上升，甚至有部分企业出现亏损。

从具体数据来看，去年此时，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综合交易价格约为563元/吨，目前为1079元/吨，接近翻番。

“目前，火电的上网电价是4毛多，但发电成本已经达到将近6毛。”有业内人说，“这意味着，火电厂每发一度电，就亏1毛多。”

同时，电厂煤炭库存也处于历史低位。

由于目前我国电力系统中，很大一部分比例都属于火电，一旦火电发电厂发电积极性不高，整个社会的电力供应就会面临紧张的局面。

3、能耗双控的影响。

目前各地方拉闸限电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就是能耗双控的影响。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青海、宁夏、广西、广东、福建、新疆、云南、陕西、江苏9个省(区)上半年能耗强度不降反升，为一级预警。

对于个别地方，为何在“生产旺季”搞拉闸限电？人民日报给出了答案。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发表题为《【解局】生产旺季搞拉闸限电，咋回事？》的文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发了该文。

文章指出，各地全力优化能耗指标、不惜关停生产甚至影响居民生活用电的“一刀切”做法，跟开学前狂补作业一个道理。

文章称，今年上半年多地能耗不降反升，9省区能耗强度、消费总量均被国家发改委给出一级预警。考核压力下，各地又赶紧立“军令状”、加速整改。

但转眼已近四季度，全年指标如何达成？

于是，一些地方就采取强力手段，定指标、压任务，对产业园区和行业强制性限产停工、拉闸限电。

如何让“拉闸限电”

不再重演？

“一刀切”的做法，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有序进行。那么，如何让这种情况不再重演？

一方面，电价应按市场供应成本逐步改革；另一方面，仅靠电力系统内部难以化解转型成本。

中国清洁低碳能源转型，面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两大难题。

目前，清洁能源占比小，风电、光伏的发电量贡献只有9%，无法满足比较高的电力消费增长。电力需求高时还得靠煤炭。

加之，工业占比较大，其活跃度增加势必加大电力需求。目前电力供应结构中火电占70%，电力消费结构工业占70%，两个70%叠加到一起，其影响可想而知。

所以，限电今年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是电力供应结构和电力消费结构所决定的。

发电成本、电力系统的效率、中国的资源禀赋共同决定了中国的电价。由于对生产和生活都有影响，中国电价改革相对缓慢。

但是，在碳中和背景下，未来电价应该会按市场供应成本而逐步改革。

而针对煤炭价格上涨，煤价倒挂这一问题，需要健全市场化交易机制，考虑成本传导关系，根据上游燃料市场价格波动进一步调整燃煤上网基准价，这是电力市场和电价改革应当关注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中国高质量经济增长要求尽可能“双脱钩”：GDP尽可能与化石能源脱钩、与能源电力需求增长脱钩。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平均GDP增长与电力消费增长相关系数为0.9，平均GDP增长与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相关系数为0.6。如果不能控制电力需求增长，则需要加快清洁能源发展速度。

碳中和目标需要的不仅是能源结构调整，也会引起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调整和变革。因此，战略和政策需要强调整体系统成本和整体解决方案。

放眼未来，由于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和越来越不稳定的能源电力系统，未来能源系统需要保障安全稳定和充足供应，系统成本将大幅度提升，仅靠电力系统内部将难以化解转型成本。

况且，政府补贴随着规模扩大不可持续，更需要通过市场来提高清洁能源的竞争力、提高价格（成本）抑制消费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此外，通过活跃碳交易市场，碳成本会推动高耗能产业节能减排和转型转移；通过电力市场改革，让电价反映市场供需和低碳清洁转型成本。

文章综合自：中国新闻网、澎湃新闻、新京报、吴晓波频道、科普中国等